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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雷軍的年度演講被一部分網友評論成雞湯，但當這位從中國第一波互聯網浪潮中走出來的企業家，站在舞台上談論人生低谷的時候，多少會讓人對過去快意恩仇的互聯網江湖，產生一種英雄暮年、美人遲暮的感覺。
最近幾年，互聯網大佬們集體沉默。馬雲退休讓位張勇，徐雷接棒劉強東，一向低調的馬化騰只在兩會這樣的重量級會議上露面。被稱作互聯網四巨頭的“BATJ”，只剩下百度的李彥宏還在堅持公開露面，為公司的新業務站台。
以樂觀的角度來看，互聯網大佬們在行業潮頭拼搏了二十餘年早已功成名就，享享清福也理所應當。像前首富張朝陽一樣，在直播間裡成就物理老師的人生理想，也不失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典型模範。但是當曾經的大佬們陸續謝幕，不由得讓人擔心，後繼無人的互聯網江湖，又會如何翻開新的一頁？
當烏鎮飯局變成“散伙飯”
2014年到2017年絕對是中國互聯網行業最熱鬧的一個時期。2014年，京東和阿里先後上市，中國電商產業發展達到鼎盛時期；互聯網創業潮、共享經濟蓬勃發展，孕育出美團、滴滴、快手、字節等一批互聯網新秀；同時，微博等社交媒體建立的前所未有的開放式輿論環境，也讓大佬們紛紛化身“大V”，一邊為自家企業代言，一邊和網友們一起圍觀社會熱點。
2017年，丁磊、劉強東和王興，以及姚勁波在互聯網大會期間組織的“烏鎮飯局”，被網友戲稱是中國的“頂級飯局”，到場的大佬們組成了互聯網行業的半壁江山。但此後，“頂級飯局”的陣容開始大打折扣，原本的大佬聚餐吃成了散伙飯。
2018年，馬雲首次加入飯局，但到場的重量級嘉賓只有丁磊、張朝陽等寥寥數人。2019年時，所謂的“烏鎮飯局”，只剩下丁磊和李彥宏二人對坐的身影。再到2020年，第七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取消，大佬們的“公演舞台”也隨著飯局消失了。“烏鎮飯局”在2018年由盛轉衰，互聯網行業也從此開始麻煩不斷。
這一年，“監管”成為了互聯網行業的主旋律。
在廣電總局“未持有《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》的任何機構和個人，一律不得開辦網絡直播答題節目”的規定下，本以為能夠煥發直播行業第二春的答題App最終曇花一現。因為“吃雞”手游打得不可開交的騰訊、網易，以及其他互聯網游戲大廠集體遭遇版號停發，股價應聲下跌。部分已經上架的熱門遊戲，也因為存在暴力、宣揚賭博等問題，被下架整改。
從二季度開始，對自媒體、新聞、短視頻平台的監管逐步趨嚴，今日頭條、網易新聞、快手、抖音相繼被有關部門約談。鬥魚、虎牙直播等知名直播平檯面臨執法排查，“天佑”、“五五開”等一批違規主播被封禁。
互聯網“娛樂”被嚴厲監管的同時，互聯網“新貴”也開始暴露出自身的問題。2018年8月，滴滴順風車業務在三個月內連續發生兩次惡性事件，被迫停止運營，進行整頓。共享單車ofo在經歷了持續擴張後，因為無法退還用戶押金最終崩盤，從估值200億到負債65億，只用了一年。
事實上，ofo的崩盤也是資本退潮的信號。2018年年初，徐小平等公眾人物的“在線喊單”，把區塊鏈推到了新風口的位置，但隨後比特幣的價格卻出現加速下跌，到年底時已經暴跌80%。虛擬貨幣交易和相關媒體也遭遇嚴查，不少行業媒體平台和自媒體賬號被封禁，年初的“風口”最終成了泡沫。另外，P2P的暴雷潮也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們的信心，無論是用戶還是資本，對互聯網產品的信任都已動搖。
大廠“人設”崩塌
強監管態勢下，互聯網大佬們選擇韜光養晦不當“出頭鳥”，但是隨著互聯網平台的一些灰色機制被發覺並且遭到批評，這種被動的做法也無法阻止互聯網大廠的形像開始變得更負面。
為了爭奪流量，電商平台們把“618”、“雙11”等大促節點作為全年的重點發力方向。而部分平台為了獲得差異化的優勢，選擇逼迫商家進行“二選一”，由此形成了一定的業務壟斷。另外，為了增加促銷活動的吸引力，電商平台們還挖空心思研究出一系列複雜的折扣玩法，不僅沒有帶來更好的體驗，還被發現“先漲價後降價”等虛假優惠的情況。
在網約車領域，雖然滴滴從補貼大戰中成功存活下來，並且掌控了8成以上的市場份額，但網約車的安全隱患仍未解決。而在市場上的絕對優勢，也使得滴滴不斷面臨“大數據殺熟”的質疑。
作為最“純粹”的互聯網業務形態，外賣平台在輿論環境裡的“人設”崩塌更具有代表性。在餐飲行業，外賣本來是拓展商家收入的重要渠道，由團購網站發展而來的外賣平台也讓很多用戶享受到了價格更低、選擇更多的用餐體驗。但外賣平台又一直被詬病向商家收取了過高的配送費，並且外賣平台的廣告投放機制，也讓一些中小型餐飲商家被大型餐飲品牌搶走了流量。
此外，外賣賽道還因為系統運行機制遭到了道德審判。美團等平台就曾被指責，在系統中對騎手的配送時間做出了不合理的要求，導致很多騎手長期承受巨大的身體和心理的壓力，甚至為了及時完成送餐而忽略個人安全。而外賣平台大量採用的眾包模式，也未向騎手提供應有的保障。
至於資訊和短視頻平台，雖然在短短幾年間獲得了龐大的用戶群體和流量價值，但是算法推薦可能導致的信息繭房問題，一直是字節和快手們無法抹去的“罪惡”。而直播電商火爆之後，頭部主播的偷稅、漏稅、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違法行為，以及虛構情節、低俗直播造成的不良引導，也屢屢受到批評。
可以這麼說，在過去幾年裡，互聯網巨頭們藉助優秀的產品獲得了成熟的市場，但同時也陷入用戶的批判和指責中，以致於產生了“大廠原罪”的刻板印象。這種行業環境下，諸如黃崢、張一鳴等2010年後創業的新生代，也更清楚公開輿論對公司的影響，因此一直對外保持謹慎、低調的態度，並積極向其他前輩靠攏早早退居二線。
對於互聯網“新秀”們來說，雖然互聯網大佬們的杜門不出提供表演的空間和機會，但互聯網公司的負面形象無可避免。再加上疫情反复背景下，類似互聯網大會的行業活動陸續停辦，曝光機會大大減少，選擇這個時候出道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。
江湖已逝，下半場在另一個互聯網
其實互聯網行業並不缺乏“新秀”，只是如今的行業生態，讓他們難以像行業早期階段那樣輕易獲得關注。翻開中國互聯網近30年的發展史也會發現，為人所熟知的互聯網巨頭們，大多誕生在行業最初的10年裡。
1997年，本來在寧波電信局當工程師的丁磊創立網易；第二年，拿到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證的張朝陽回國創辦了搜狐；同年“618”,劉強東在中關村租下一個櫃檯，把京東的名字刻進了電商行業歷史；馬化騰在這一年的11月成立了騰訊；再到1999年，馬雲在杭州“悔創阿里”；留學歸來的李彥宏，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創建了百度公司。
所謂時勢造英雄，乘上了互聯網第一班快車的初代大佬們，不僅從門戶網站、社交網絡、電子商務等多個應用領域，構建了現代網絡生活的重要場景，也自2000年陸續登陸資本市場走上人生巔峰，而前輩大佬們對生態的掌控，限制了後來者的發揮。
簡單來說，BATJ所處的是互聯網行業的大賽道，組成了互聯網的基礎生態，而後續的互聯網項目，都是基於這些基礎建設進行的創新，包括流量、資本、輿論話語權都有相當一部分被“基礎生態”控制，新創業公司只能在巨頭們畫的“圈”裡發展，這導致新公司的市值和業務規模，與大廠相比差距太大，自然得不到更多的關注度。
舉一個簡單的例子。在騰訊牢牢坐穩社交應用第一把交椅後，曾出現不少挑戰者。但無論是字節的多閃、微博的綠洲，還是主打元宇宙概念的啫喱和網易首款音樂交友應用MUS，都不是針對QQ或微信發起的正面進攻，而是以社交大市場為基礎，發掘小眾需求進行的微創新。並且從近些年的發展情況來看，通過挖掘小眾需求的創新項目也越來越多，整個互聯網大生態，也正因為不斷出現的細分賽道變成一個個的小圈層。
不只是後來者聚焦微創新的原因，2018年以後的互聯網行業發展方向，已經從原本的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移。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，前者的業務生態距離大眾更近，並且追求用戶數據的增長、活躍和留存，所以更容易也更需要保持自身的公開曝光，而產業互聯網更多地是向B端傳遞價值，不需要過多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中。
在面向產業互聯網發展的趨勢下，過去互聯網企業為了追求高增長而開出的高薪資待遇，將面臨價值回歸。因此大廠陸續開展的裁員政策，也是互聯網行業轉型的一個具體現象。而這一部分被轉移的人才和資源，會有大部分將流入到產業互聯網，故而未來的“大佬”更有可能來自於智能製造、人工智能以及產業互聯網等新領域。
在雷軍的年度演講中，他提到了不少與中國初代互聯網大佬們的交集。言語中，既有歷歷在目的感慨，還帶著一些對美好記憶的回味。
人們也終於意識到，“悔創阿里”、“不知妻美”、“普通家庭”這些至少5年前的梗，和它們的出處，也都隨那個快意恩仇的互聯網江湖一同遠去。
曾幾何時，人們一直期待看到互聯網行業上演“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灘上”的刺激劇情。但如今前浪漸漸隱退，原本波濤洶湧的江湖卻後繼無人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好在互聯網總是充滿一切可能，我們不妨期待在下一個江湖看到更精彩的世界。
文｜驚蟄研究所，作者｜小滿
來源：鈦媒體
